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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无涯Etre ouvert sur le monde, c'est comprendre les différences de points de vue.
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我打开了通往世界的一扇窗户。 这扇窗户是如此之小,现在还没有任何人发现它。 这是种很奇妙的感觉,我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因为它目前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 也许有一天,它会被某些人关注到,从而被喝彩,或被毁灭。 也许,我的想法根本不值得他们去动这样的脑筋。 也罢,那它便还是我的。 我知道,面对老大哥,个人的力量从绝对意义上说是渺小的、软弱无力的。 ![]() To add a comment, sign in with your Windows Live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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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010 迟到的TMB旅行日记——缘起
Tour du Mont Blanc (TMB,环勃朗峰远足)完全是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的。在战法驴版上浏览时,曾经看到有人以一种漫不经心略带傲气的方式发帖问:有人去TMB么?后面的人不明就里,问TMB是什么,帖主惜字如金地回复:Tour du Mont Blanc。我才知道原来大名鼎鼎的勃朗峰是可以步行走一圈的。 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但并不清晰,只觉得徒步丈量勃朗峰周围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再加上很早以前就确定要在回国前进行一次旅行,第一站已经确定是里昂,且早早地订了票,于是便在里昂之后的两个方向之间犹豫:勃朗峰还是法国南部?后来用这样一个理由说服了自己:法国南部(阿维尼翁、阿尔勒、马赛、戛纳、尼斯等)是一生中随时可去的地方,而勃朗峰则不然,需要有时间(10天左右)、经济基础(装备和车票)、体力(体能储备),更重要的是心境和勇气,这些因素并不容易齐聚,而且一个人在法国,独来独往,不需要照顾别人,反而是个有利条件。倘若日后重返法国,南部可以说去就去,环勃朗峰却未必。 主意已定,便开始着手准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前人的游历经验,发现要准备的东西的确很多。大概花了多半个月置办装备,主要是在cdiscount.com和decathlon完成的。清单如下: ——旅行装备:50L登山包、腰包、帐篷、睡袋、气垫床、防潮垫、铝制水壶、指南针\温度计、登山杖、墨镜。 ——衣物:登山鞋、备用鞋、雨衣、防水外套、抓绒外套、卫衣、秋裤、针织背心、长袖内衣、内裤、袜子。 ——药品:创可贴、纱布、阿莫西林、银翘片、诺氟沙星。 ——杂项:洗漱用品、卫生纸、军刀、防晒霜、相机、三角架、电池、胶带纸、手电筒、打火机、蜡烛、MP3、充电器。 其中最重要的几件装备,一是登山鞋,lafuma牌,购自Cdiscount,24.9欧,比店里便宜至少50%,脚感非常好,可惜丑了一点,也许正因如此才卖得便宜。另一件是登山包,decathlon自有品牌,橙黄色,非常醒目,甚至到了扎眼的程度,本来关注了好久,在40L和50L之间犹豫,后来还是决定买个大的,结果同款的棕色断货,只好拿了橙黄色,好在当天打折优惠了5欧(34.9欧),算是略作补偿。背部有弧形钢板,腰扣宽大,背起来很舒服。另外的两个大件是睡袋和气垫床,前者是在战法上买的二手货,保暖系数不错,舒适温度7°,最低舒适温度2°,极端温度-13°;后者是在gosport买的Tipi牌子,草绿色,头部隆起可以作枕头。只是没法自动充气,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点是个重大的软肋。 另外在体能储备方面,其实并不充分,虽然在六七八这三个月间一直在游泳,但是随着游泳卡到期,整个九月份期间都没有什么锻炼(如果除去骑Velib自行车的话),更别提跑步或者实战性的远足了。 拖拉是我一贯的行事作风,连登山包都是在临出发前一天才买好的。详细的资料没顾得上查,只匆匆地打印了一份简要日程,将整个TMB分为八天进行,权作指南。后来到里昂以后,才在朋友那里借了一本真正的TMB指南,后来的旅程,就是在这两份材料指导下完成的。可以说,在动身去里昂之前,我对TMB究竟是什么样子都还不很清楚,对它的困难程度也没有一个认真的估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估计不足,我才会有这种虚妄的勇气去完成这次旅程,倘若详细了解,我也许就会打退堂鼓转而去南部。因为懒,所以无知,而无知者无畏。 做个弹弓打你家玻璃!
曾经有个流传很广、甚至被编进了《大腕》里的笑话,说一个精神病人,整天想的就是用猴皮筋做个弹弓打人家玻璃,经过医生的治疗,进化成:看到美女两眼放光——上前聊天搭讪——带回家宽衣解带——抽出裤衩上的猴皮筋——仍旧做个弹弓打人家玻璃……
昨天编辑部开吹风会,据称源起是领导对编辑的政治素质不满意,觉得我们老是搞旁门左道,要定期开个会“讲讲主流意识形态”,被大家简称为“求是课”,即以《求是》为教材之意也。
昨天上了第一次课,两个同事分别讲了去贵州和西安采访的经历。贵州方向的目标是蒋庆的阳明精舍,同事拉拉杂杂地讲了一大通,感觉可以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概括——蒋庆先生看到周围村民那么穷苦,哀其不幸,觉得你们好可怜,于是不时三百五百地解囊相助;而村民看蒋庆,则是怒其不争——你来我们这里这么多年,怎么连条路都没给我们修好,你看看隔壁村子的外来户……
这些倒是花絮,真正的主角是领导。领导先听每个人讲自己这个月干了什么,然后点评说我们眼界还是不够宽,接触面不够广,又讲到十八大前政治派系斗争激烈,思想意识领域动态必须关注,云云,听着还像是那么一回事,总比念《求是》强多了——虽然有同事悄悄说,领导的这套东西和年初开会时发言相比,几乎是一模一样……
居然不讲《求是》就散会,皆大欢喜。回来以后再座位上干活,只见小秘书跑来跑去,忙前忙后,复印了一堆材料,说是领导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拿过来一看,复印的《参考消息》上西班牙左派报纸的文章——《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失败》,外加《人民日报》社论,强调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意义,费这么大劲,绕来绕去,还是“做个弹弓打你家玻璃”,何必这么长时间调情呢…… 4/2/2010 对话白岩松(完整版)
对话白岩松(完整版)
本文是进入《文化纵横》编辑部后的第一份采访成果,但命途多舛,先是不容分说地被总编枪毙,后蒙同仁厚爱争取,被删节半数后发表,可惜的是,被删掉的正是我自认为有价值的问题。最终发表的是本文中二、四两部分,参见《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 作为初次采访成果,行文多有可商榷之处。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完全克服白岩松那种略带霸道的气场,有些问题体现出双方对话的不平等地位。当然这些缺陷可以依靠后期的文字编辑来掩饰,但我还是宁愿原样保存在这里,也许多年以后回头再看,缺陷会愈发明显,但我会怀念这第一份采访成果,怀念那种幸福的陌生感。
无论人民爱把它叫做CCTV还是CCAV,我们都无法否认,这个庞大的机构是当前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而作为新闻评论栏目的执牛耳者,白岩松已然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象征。演播室外的他,正如端坐在话筒前一样,冷峻、傲然,纵使在回顾往昔饿肚子的经历时微微动容,他也很快恢复沉静,在尽量规避价值观的宏大叙事的同时,又在它周围扎下一圈助其生长的坚实篱笆。
声音的多元化应当成为一种常识 《文化纵横》:在十多年的中央台新闻从业经历之后,特别是现在被尊为中央台的“一哥“。您认为自己算是当下中国意见领袖之一吗?或者是您的职业目标? 白岩松:我对这个没有兴趣,这只是我正在做的工作。我只是一个新闻人,能起到什么作用,我自己说了也没有用。而且岁数越大,越觉得自己不过是万千生命中的一个。能起作用固然很好,没起作用不也得做嘛。 《文化纵横》:有人对您的主持风格有不同看法,比如认为您身上有过于强势的精英主义色彩,您承认这一点吗? 白岩松:全中国都喜欢的,只剩下大熊猫了。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百分之百一元化的时代了,针对任何人,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百花园之所以可爱,是因为有一百朵不一样的花,否则都一样的花,要一朵就好了。当你想迎合所有的人,把所谓的毛病都改掉的时候,你的优点也随之改掉了。我发明了一句话,叫“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纵横》:从现在的《新闻1+1》栏目来说,有一种比较鲜明的启蒙色彩,比如倡导限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权利,以及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话语正确性的绝对信心。你对自己的话语、知识背景、甚至思维方式产生过怀疑吗?有没有想过,今天的节目里的评论,可能明天就被新的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白岩松:谁说一个节目要永远正确?如果要永远正确,那大家都不要做了。这个时代应该改变这样一种观念,即追求全部正确,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观念,这种时代早应该终结了,社会就是在声音的博弈中前进的。正如刚才说的,有作用固然好,没作用也要接受。更重要的是,在工作的过程中要尽一个新闻人的本分。如果将来时代证明我们有不对的地方,那也非常正常啊。不过反过来说,我做了两年的《新闻1+1》,有哪些内容做错了吗? 《文化纵横》:您相信自己的评论都是建立在可靠事实的基础上? 白岩松:我的对错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大家的看法。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已经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对”,这是新闻,不是数学,数学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新闻、以及对社会的看法,并没有标准答案。你觉得对,你的同事可能认为是错,那么又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不能确定。我只能确定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里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 声音的多元化应当成为一种常识。从2008年开始,我在南方周末上明确地提出强调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因此,所有的思考,都必须立足于常识、理性和信仰这三个层面。有些东西正在建设中,有些东西我们正在寻找,如果说我们今天得到的都是标准答案,那太可怕了。我们这代人最该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还有很多其他颜色,正如人也不仅仅是好人和坏人,大部分人是不好不坏的,就看怎么去激活他了。这个社会必须去容忍多元化的声音,我不过是这些多元化声音中的一个。 《文化纵横》:对,您是多元化声音中的一个,但同时您的位置也很特殊,处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官方媒体上,它有一种引导社会舆论的角色…… 白岩松:每一个媒体都承担这样的责任,中央电视台只是一个大的播出机构,究竟是谁给它添加什么样的色彩,取决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群。中央电视台或许是个不变的符号,但是不同的时代中央电视台也有不同的面孔啊,甚至在同一个时代里,中央台也有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栏目所呈现的价值观也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做这样一个栏目,会按照我对新闻的理解和新闻规律去做,只是它正好在中央台播出罢了。 《文化纵横》:在中央台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有没有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 白岩松:我想在哪里都一样吧,在中国会更特别。(为什么呢?)当然在中国会更特别,咱们也没有必要明知故问。但我们也应该想到,社会转型期间,也正是媒体最能发挥推动作用的时候。在台湾解除报禁的那四五年时间里,正是台湾媒体的黄金时期。因为当众说纷纭的时候,理性的声音、有价值的声音、建设性的声音是什么,你的声音通向什么样的未来,都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中国,我相信也会逐渐靠近这样一个时期。中国不会只停留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而一定会有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进程。虽然乍暖还寒,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出现时,媒体要做好准备。在社会需要你来推动的时候,也许就是三五年时间。此后社会将迈向另一个正轨,然而得有多少人为此做准备啊。 今天这么多人批评传媒,其实说的是它被意识形态管理的部分,但是现在另一部分的危害正愈显愈深,这就是生存压力所带来的突破底线。每天有那么多的假新闻,甚至连北京的报纸都登出来:白岩松说怎么怎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啊?媒体正遭受双重的扭曲,一个是传统的,另一个是在生存压力下的自我扭曲。我觉得,看未来的发展,后者可能会超过前者,因为前者一定有更加进步和开放的过程,但是后者,生存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信仰缺失+物欲横流=人性退步 《文化纵横》:您在访美归来的感言中提到,中国人在人性上的退步比其他国家更强烈,那么,进一步来说,您认为这种退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白岩松:根源在于,第一没有信仰,第二具备强大的欲望。没有信仰就没有底线,底线被不断地突破,因为人无所畏惧。而恰恰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欲望的巨大挑战:钱、权、利等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二者结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文化纵横》:那我们再深究一步,没有信仰和欲望强大,这二者又来源于何处?仅仅是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吗? 白岩松:这看要怎么说了。首先,欲望强大并不一定就是坏现象。中国人难得有一个物质欲望可以被大范围激活的时代,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退步。但是千百年来,中国都没有以宗教为标志的核心信仰,我们的信仰一直是儒释道纠缠在一起,甚至在爷爷奶奶讲的故事当中。但是从五四运动起,尤其是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在中国延续多年的、以文化扮演信仰的支撑彻底崩溃了。而这二者正好纠结在一起,成为过去这三十年非常明显的标志。但它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文化纵横》:那我们回到事实层面,您怎么看待中国社会当下最核心、最现实的主流价值观?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您会怎么说? 白岩松:问题是——有这种价值观吗?在我看来,当下这个社会是没有任何所谓核心价值观的。如果说大家都信仰钱,十三亿人都用一种方法来信仰金钱,那么起码还有一种“钱教”或者“人民币教”,但问题是,十三亿人有十三亿种方法在信仰金钱,那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有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不会有所谓的焦虑或者期待了。 再有一点,将来是不是还用“核心价值观”这个词,我都持保留态度。其实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概念。 《文化纵横》:那么归纳起来,您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是一种虚无状态? 白岩松:倒不是虚无状态。因为所谓核心价值观,是大部分人所共同认同的,已经起到相当大的支撑作用的。但是现在显然没有。 《文化纵横》:那么当下中国人行事的逻辑是什么?是唯利是图还是别的什么? 白岩松:各有各的逻辑吧,现在中国正是一个多元和混乱的时代。我所说的没有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可都是参差不齐的。有人为国热泪盈眶,有人为钱热泪盈眶;有人为朋友两肋插刀,有人插朋友两刀、以背叛朋友为重要的利益来源。每个人都有自己所信奉的一套东西,这就是混乱所在。
谁的青春不曾残酷? 《文化纵横》:您曾在耶鲁大学作了一场演讲,提到了中美两个大国交往过程对您在青年期的影响,其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字——“梦想”,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不是您做力图传达的主流价值观的体现?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您所谓的梦想是不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中国梦”? 白岩松:我没有兴趣去和美国人讲“政治正确”,我只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媒体人,去跟台底下——我都不知道谁是谁——耶鲁大学的师生聊天而已。这是聊天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我不会去搞一套概念来。从传播规律来说,能够把“自己”讲进去的话,人们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倾听。我是为了去跟别人沟通,而不是去宣讲什么——更何况我不承担这个角色吧?相反,我回来才知道,这次演讲是违规的,因为事先没有报批。 《文化纵横》:您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后功成名就,但是如何感受许多年轻人在社会转型的漩涡里有心无力的痛苦?您在评论节目中也对今天的“蚁族”的艰苦处境产生共鸣。但是今天的社会同以前是不一样的,面对“蚁族”,您觉得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白岩松:我觉得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当然能看到,有很多心怀梦想的大学生漂流在外,成为蚁族、或者剩男剩女。社会当然要关爱他们,这是硬币的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溺爱他们——哪一代的青春是容易的?比如说,季羡林老先生那一代,他在德国因为二战的缘故十年回不了家,连母亲都没能见最后一面,是那种青春残酷,还是蚁族的青春残酷?不必说抗战、反右、文革时期的青春,就说我自己这一代吧,别人只看到了今天的成功,那路上的事情又有谁看到了呢?我在北京工作了十二年之后,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套住房,此前搬过无数次家,甚至从同一个小区内的这个六楼搬到那个六楼,但我那时并没有觉得怎么样。毕竟,自己选择的生活,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当时可以回海拉尔啊,回到自己温暖的家,但是我不会那样做,所以,选择了一种生活,就必须接受它给你的甘苦。每一代的青春都不容易。 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蚁族),因为媒体如此发达,又有互联网的存在,而互联网恰恰又大部分掌握在青年人的手中,所以他们的生存困境可以被放大,而二十年前的时候,没人放大过我们的困境啊。我们当时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曾拥有,在九零年周口店挂职锻炼时,我几乎没有一天吃过饱饭。今天的年轻人又怎么看待这一点呢?但是我今天回头再看,那都是每一代青年人必然走过的历程。 但是,这二者是不矛盾的,我说的后者,也不是说社会不应该关爱他们,我们应该永远把社会关爱、创造更多条件放在前面。但是,如果青春都可以变得很奢侈的话,那也就没了青春的味道了。全世界的青春都不奢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所以著名,就在于当时的年轻人可以为之在泥泞中睡觉,难道他们不喜欢红地毯、葡萄酒和晚礼服吗?也许会的,但是他们会觉得非常没有味道。 《文化纵横》:但是,很多社会学家都警告,当下中国的阶层流动性有减缓或降低的危险。比如我们拿“拥有一套房子”作为成功的标尺,今天的青年人经过一番艰苦奋斗,在十二年、甚至二十、三十年后会获得像您一样的成功吗? 白岩松:每一代人都不可能获得全部想要的东西,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个人奋斗、机缘、运气等等。我始终认为,我在同龄人当中算是运气好的,其实跟我能力一样的人有很多,但是这一点很难去解释。我曾经说,在中央台这种地方,拉一条狗进来播一个月——中国名狗!但问题在于,我可以这么说,但如果听的人就这样认为的话,可能也不一定对。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那一代当年甚至连成为“蚁族”的可能性都没有,户口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束缚,你怎么可能成为“蚁族”呢?你的粮票从哪儿来?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要用粮票呢,这正是我们相当多人不敢成为“蚁族”的原因。我的很多同学是在工作多年之后、在三十多岁时重新成为“北漂”的,那是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允许他们成为“北漂”了。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是在进步中的痛苦。既然是痛苦,社会就有义务去面对,但是大家也应该意识到,与过去相比,我们是在进步中感受新的痛苦。当然,每一代人都不大会去关注前人,总认为自己是最苦的。
自杀的不是我,是世道人心 《文化纵横》: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话语中,有着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但在实践中,很多人又丝毫不避讳地奉行一种实用主义原则,甚至以反道德作为自己的道德,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样一种价值观上的撕裂状态? 白岩松:别人怎样我不知道,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做新闻始终坚持同一套话语体系。我在节目中的说话,同我在生活中的说话几乎是一样的。作为新闻人,我当然了解这种情况:私底下聊天聊得好好的,镜头一来,普通人居然可以像高级领导、像写过很多文件报告的人一样,空话套话连篇。我还是愿意把这种现象归咎到教育和时代的因素上。很多人这样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那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会觉得说实话不安全?解放思想必须和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中国依然——不,是更加——需要真话和实话。否则,我们整天说自己怎么好,世界会觉得中国并不是什么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年轻人也会慢慢失去危机感。而一旦我们失去了危机感,中国的末日就快到了。 我们看日本,够发达了吧?但是日本国内永远弥漫着一种焦虑和危机感,只有这样它才会前进。而中国刚刚过得好一点,骄傲情绪就四处弥漫——不仅仅是骄傲,更是一种有意识的歌功颂德和表扬稿。这样时间一长,一两代人就会被毁掉,因为他们对国情不会有清晰的认识。 《文化纵横》:多年以前,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段视频——《东方红时空》,很多人通过这台内部晚会,了解到平时严肃的主持人的另外一面。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活动形式想表达是一种讽刺、甚至是对刻板的正统话语的一种反抗?还是纯属一场狂欢、一种搞笑? 白岩松:从九三年东方时空开播以来,至少在评论部身上,是没有所谓的“刻板的正统话语”的。在十几年的节目中,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宏大的词汇。《东方红时空》那样的活动,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年会,本来内部的文化,就应该是这样开放的。《东方红时空》展现的是我们内部文化中放松的一面,一年就一次,那一天大家可以没大没小,开很多玩笑,以前每年都会有,只不过到了《东方红时空》的时候,网络已经发达起来,有人就把我们的活动放到了网络上,从此就中断了这样一种非常好的文化传统。 人,永远是多面的。上次我在外交学院有学生问我,说白老师没想到你也会那样,我说错的不是我,是你,你怎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看待人和这个社会呢?凭什么要把一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固化为做节目时的那一种状态呢?这种僵化的观念很可怕。按这个逻辑的话,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不用亲自上厕所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的大学生居然还有这样的看法,不能不让人有些失望,也许这就是教育的问题。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们的老师现在在课堂上还敢不敢讲真话,曾经出现过有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不那么“正确”的话语,居然被学生贴到网络上,我觉得这就是混蛋。(在上海也出现过老师被学生告到公安局的情况)是啊,那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全都应该在课堂上作秀呢?连我们自己都不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代就会向着越发庸俗的方向前进。我们连一个自由的学术课堂都不能得到保障,这太可怕了。难道我们的大学生就拿着手机当成摄像机,把老师“不正确”的语言拍下来传到网上,然后深揭猛批?那以后让不管什么科目的老师,永远在课堂上讲马克思主义好了。 《文化纵横》:真话有很多种,我们都知道有些真话可说,有些真话不可说,说了以后反而会有危险,作为一个新闻主持人,您觉得怎么选择哪些真话可以说? 白岩松:这太复杂了。我只有知道面对哪个选题的时候,才知道该说什么;而当我不知道选题的时候,我怎么给你一个概念性的真话或是假话呢?真话就是实事求是、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新闻规律说的话,不违心的话。也许我并不是把所有的实话都说了,但至少说出来的必须是实话。我想,恐怕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也都是如此。 《文化纵横》:这十年当中,媒体行业的最大变革或许就是互联网的崛起,它的一个后果是:传统上被排斥在外的草根阶层有机会进入公共舆论空间。甚至到了今天,得益于诸多社会事件,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已经开始超越传统媒体。但是传统媒体的精英控制机制,保证它可能发出更理性的声音,而相反,网络媒体却显示出民粹式的道德审判,比如人肉搜索。您怎么看待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 白岩松:网络这个东西,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们可以去放大它作为天使的那一面,让很多人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很多遮蔽难以存在,获取信息更加容易。但是它也有魔鬼的一面,很多假的东西不也是这么出笼的么?我在网上还“被自杀”过呢。所以我以旁观者来看,觉得自杀的哪里是我啊?是这个时代,是这个人心。 但是,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倒觉得不能因为网络有魔鬼的一面,就抹杀它天使的那一面。重要的是如何惩恶扬善。对我来说,只有“媒体”的概念,而没有所谓的“传统的”或是“现代的”区别。因为毕竟媒体的责任就放在那里,互联网、电视、报纸谁承担都可以,归根到底是内容为王,其他的都是技术,技术只是以新的方式推动内容去跟受众接触,但受众真正需要的,还是各种技术背后的内容。这一点我从来不怀疑。 其实互联网怎么发展,也不全取决于外在因素,更取决于中国人的整体素养和理性精神。你能指望所有的中国人都理性吗?不可能,因为这是时代决定的。 《文化纵横》:很多网络媒体组织了评选2009“年度汉字”的活动,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个“被”字,例如“被就业”、“被加薪”、“被自杀”等等,反映出我们面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一种无力感。您对这个“被”字有什么看法? 白岩松:其实社会上选了很多的汉字,“被”只是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台湾那边选的是“生”,吴建民先生选的是“新”、其他还有选“变”的。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认可“生”这个字:生命、生机、生存…… 当然,“被”也是其中的重要一个,这里面隐藏着很多含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来,不希望“被”,那么这就是一个逐渐形成公民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说别人、说政府、说权力的多,而经常放弃了一个因素:我们经常扪心自问吗?指责别人破坏环境时,我们自己不也在随地吐痰吗?指责别人腐败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都会用类似的方法为自己谋取利益,凭什么啊?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良心会不会感到不安?我们总是把责任推卸给社会或时代,这就是因为他没有畏惧、没有信仰,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 1/17/2010 关于谷歌中国之死的一种解读
以下的真相,如果你有怀疑,如果你觉得其他的说法才是真的,那么请你解释这样一个事实:
(转)谷歌高层激烈争论退出中国的内幕
谷歌(Google Inc.)威胁退出中国的惊人之举,其决策过程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两位明星创始人与其他高管辩论探讨,处理内容审查与网络安全问题的恰当方式。
对这两个人来说,“中国”一直都是一个敏感话题。与布林交谈过的人说,很久以来布林就曾向朋友和谷歌的同事吐露他对于在华经营的矛盾心理,说因为他在俄罗斯度过的童年,所以对于与政府内容审查合作的道德困境就更显突出。多年来,布林一直是谷歌非正式的企业良心,及其“不作恶”(Don't be Evil)信条的守护者。 三位大头一致认为,博客文章除了谈论攻击事件本身以外,还应该加上一些有关人权问题的措辞,其中最强硬的措辞是博文倒数第二段中的一句话。 谷歌在中国的行为一直在为西方公司是否应在中国做生意这一涉及范围更广的地缘政治争论输送话题。2006年,在谷歌表示将审查其中国搜索引擎后,美国众议院要求该公司前往国会解释其这一行为。美国众议院已开始考虑通过立法手段禁止美国公司除某些特定情况外与中国官员合作。 1/1/2010 刘晓波案一审判决书刘晓波案一审判决书 注:本资料来源于网络,真实性待考,内有若干错别字,但不影响全文内容。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晓波出于对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自2005年以来,通过互联网先后在 “观察”、“BBC中文网”等境外网站上发表《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等煽动性文章。在文章中造谣、诽谤︰“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歷代独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中共独裁政权提倡的官方爱国主义,是‘以党代国’体制的谬论,爱国的实质是要求人民爱独裁政权、爱独裁党、爱独裁者,是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中共的这一切手段,都是独裁者维持最后统治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长久地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并煽动︰ “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
崔卫平:我们不放弃崔卫平:我们不放弃 (待补充) 44艾晓明的看法:在为自由设置的铁蒺藜前,刘晓波以血肉之躯突进;十一年的判决,要活埋自由思考的精神。沉默就是容忍、合谋、戕害良知、断送希望,让子孙万代苟活于谎言。对不起,可能根本没有万代,我们早已自我了断。中国人,不说实话、至死不说直到喑哑,怎与那诞生了《卡廷》、《窃听风暴》等艺术作品的民族共存? 43陳宜中的看法: 一個經濟崛起的大國,如果連文字獄都無法免除,豈能不被世人嘲笑為政治道德的侏儒?可是中國人的眼界又豈能僅止於此?文化差異無所不在,但政治文明仍有高下之別。今後,我們該如何去除「低等政治文明」的國恥?(台湾中央研究院) 42周保松的看法:我站在劉曉波先生這一邊。我希望,所有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讀書人,也站在這一邊,大家一起,彰顯另一邊的虛弱。(香港中文大学) 41张宁的看法: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允许别人说话的社会,尽管可能说得不对,说得不入耳,此所谓“和而不同”吧;不让人说话,拿11年重刑向世人警示说话的代价,强力追求“和而又同”,只会使社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将社会危机的根子深深地埋下。 40王康的看法:我们的摩西不止一个,晓波是最近的一位。勿使我们的摩西太寂寞,中国才有望。这个信念属于刘晓波。 39老村的看法:刘晓波事件如果不是一个个例,那它就标志着我们曾经经历的“因言获罪”的时代实质上并没有结束,这事件,足够引起所有有觉悟的共和国公民的警觉。 38何怀宏的看法:“为什么一个经济总量将跻世界第二的大国还做这样的事情?难道它会被已经不当地禁锢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言论与思想“颠覆”?如果真的能,那它就还是太脆弱了。如果不能,请强大的政府展示自己的文明、自信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 37邓晓芒的看法:倒行逆施,悲愤难消!一个人写了那么几句大白话,就要坐11年牢,这是什么时代?这是"文革"卷土重来!我曾说过,文革远没有过去,我们仍在文革中,看来不幸言中! 36叶廷芳的看法:请共产党的主事者们回顾一下中外历史:当年迫害司马迁、孙膑,迫害伽利略、布鲁诺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振振有词: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为了上帝的安宁……但经过历史的沉淀,司马迁、伽利略等人的文字闪闪发光,而振振有词的那些人如今安在?--一个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35卢跃刚的看法:我不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但是我同意其中的基本准则和愿景,我反对、厌恶以言获罪。我读了对刘晓波的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这让我想起了已经废除的“恶攻罪”和“反革命罪”。我不知道历史是倒退了,还是进步了? 34 李大同的看法:这是一次中世纪的审判。暴露出来的,恰恰是审判者内心的恐惧—— 对思想和表达的恐惧。 33孙津的看法:晓波是个很聪慧敏感的人,做朋友尤其讲义气,但他似乎过于相信自认道德为善的良知的正确性。(孙津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致公党北京市副主委,与刘晓波博士同门、同届、同窗) 32张闳的看法:“在这个国家,一个正直的人唯一合适的去处就是监狱!”这是列夫·托尔斯泰说的。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谁更不自由?是正直的囚徒还是那些贼眉鼠眼的狱卒?在把晓波关进了有形的监狱的同时,他们也把自己关进了无形的精神监狱。依我看,真正苦闷和惶惶不安的是他们。 31劉青峰的看法:此時,我抄錄左拉的《我控訴》:「那份起诉书多么肤浅!一个人有可能因为它而被判有罪吗?如此恶劣着实令人震惊,我要求正直人士都要阅读它:当他们想到德雷福斯因为它而在魔鬼岛付出不相称的代价时,他们的心将因愤怒、反感而悸动。」 30许纪霖的看法:在中国,人民币都可以开手铐,言论颠覆国家政权也就不奇怪。为了让海内外不明真相的围观者擦亮眼睛,我郑重要求:1,,吸取当年批判“571工程纪要”的好经验,将大毒草“08宪章”公诸于众,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人民;2,刘晓波胆敢上诉,像公审四人帮一样,二审全程向全球直播,让广大群众认清他的真实面目。 29章立凡的看法:1.宪政民主是庄严的历史承诺,也是通过社会和解维系执政合法性的救赎通道。今年圣诞节,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再度堵死通道。2.历史上一再失信,当前经济、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全面倒退,社会冲突无解。3.丧失现实判断力,开历史倒车自杀。尽管我不热爱革命,但已确认脑残无救。 28陈家琪的看法:请让我们看看罪证及那部宪章和宣判书,在未看到这些东西之前我们无话可说。 27纪录片导演王我(《热闹》《外面》的作者)的看法:崔老师,我知道您可能拷问不到我,但我想说下我的看法:十一年不是某人的刑期,而是某些人的大限。(来自短信) 26刘擎的看法:此刻我打开《马恩全集》第1卷第78页:“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25刘军宁的看法:不期望,不绝望! 24吴思的看法:我赞成关于言论自由的各种观点,但我想做利害计算。老子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什么事做过分了,谁受损谁受益,就要反着算了。 23雷颐的看法:反对以言治罪。这是国家文明程度高底的重要标准之一。 22贾樟柯的看法:(关于刘晓波被判)这件事,很难理解,很受伤。是不是以后我们就不能为这个国家设想了? 21朱学勤的看法:“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这是文明共识,法治底线。以言治罪,置文明于何地?置宪法于何地?吁请最高法院介入,驳回此案,维护文明,维护宪法尊严。 20黄纪苏的看法:刘晓波的政见我多不同意,以往彼此均无好话。但因言治罪不是好事,既不当也不智,不应再搞了。 19李银河的看法:在2010年即将来临之际,得到刘晓波被判的消息,感觉像是回到了1910年。 18王晓渔的看法:我不会翻墙,没有在大陆媒体上看到报道。我坚信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因为几篇文章将在铁窗之内度过11年,是少数敌对势力制造的谣言。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国家,怎么可能允许这种违反法治的事情发生呢?希望广大善良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睁开眼睛,明辨是非,不要被谣言迷惑。 17梁文道的看法:他們說劉曉波是「異見份子」;但什麼叫做「異見份子」呢?一個正常的社會本來就該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人人相異,何「異見份子」之有?此所以我在香港、台灣和美國等許多地方見到知識份子勇於自命「異見份子」,以誌其異;但在緬甸、伊朗和中國卻見到無奈被封的「異見份子」,幾成罪名。可見只准一種意見是正見的國家才會有劉曉波這種「異見份子」。 16杜小真的看法:因为思想和提出问题而获罪,在今天只能解释为对思想言论自由这现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的亵渎和挑战。况且零八宪章,在没有签署的我看来完全是善意和建议性的,如果连这都不能容忍,真是太可悲了。我并不完全同意刘晓波的一些观点,但他发表观点的自由绝对应该受到保护。 15郭于华的看法:08县长表达的是公民最基本和正当的权利要求,而且提倡以温和改良的方式推进社会进步,道出常识何罪之有?即使说的全然不对,也不可以因言获罪。判刘晓波有罪才是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合法性)之罪,而且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文明的挑战。 14贺卫方的看法:不久前,某海外传媒来电采访,问我对于Mr. Hsiao-po Liu的十一年之罚的看法。我没有好气地说:“我欲无言。”对方问:“难道说你不觉得十一年太重?”我反问:“难道说判三年就适当了么?对于根本无罪者,一天都太重,一天之罚都是冤狱。再说,你真以为他会在牢里服满十一年?” 13余英时的看法:1989以来,刘晓波先后入狱三次。这次竟将长至11年。但他入狱,一次比一次光荣,这次最光荣。中国史上恰好有一个光辉先例,那便是一千年来受人尊敬的范仲淹,一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政府猛烈批评朝政,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一生被贬放三次。一次送行,朋友们说:“此行极光。”第二次大家说:“此行亦光。”最后一次说:“此行尤光。”他笑答道:“仲淹前后三光矣。”这便是今天我们的刘晓波。 12胡杰的看法:社会已经如此开放,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对待)谭作人到刘晓波,怎么还会出现如此荒唐、倒退的现象? 11莫言:作家莫言同意将他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10丁东的看法:文章自古多奇狱,又添十一载;思想从来要自由,何止零八年。——圣诞中国 9汪晖先生来信:谢谢来信和电话。我不赞成刘晓波的许多观点,但反对任何以言治罪的方式。我会关注此事的发展,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表达我的看法。 8钱理群的看法:不一定同意刘晓波的所有观点和做法,这是另一回事;但刘晓波属于平和、理性的批评者,对他都要判刑,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觉得很难接受。 7乐黛云的看法:一,看过零八宪章,觉得其中没有颠覆国家的想法,是希望改善;二、零八宪章是一个讨论,如果一个讨论也要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三、如果(弄得)大家都不敢说话,国家还怎么改善? 6崔卫平的看法:一,08宪章是在现有宪法框架之内,是在邓小平先生政治改革的框架之内;二,当人们不再感到恐惧,继续关押刘晓波已经没有意义。三、这是一场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怎么能判处一个人的思想是有罪的? 5袁伟时的看法:二十一世纪了,还以言获罪,侵犯公民权利,亵渎文明,又一次往中国脸上擦黑!当局认定的罪犯刘晓波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鸿沟如此巨大,执政者如何面对? 4章诒和的看法:1968年,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9年,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我们都是因言获罪,前后相距四十一载。这种状况不得不使人怀疑:我们的制度,到底改善了多少?我们的社会,究竟进步了没有? 3徐贲的看法:一个中国公民以宪法给他的权利,善意地对国家政治表达自己的看法,却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感到难以置信。中国是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中国要在国际上崛起,必须建立良好的言行一致的信誉。从许多国家对此事的报道来看,这是一件使中国信誉受到损害的事情。 2徐友渔的看法:宣判刘晓波,罪名中有零八宪章。宪章重申联合国人权宣言,因此宣判是对人类大家庭公认的文明准则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现存宪法的挑战,因为该宪法载明了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说到底,是对中国人民和人类良知的挑战。 1秦晖的看法:现在还搞因言治罪那一套,真是太可悲了。我不是宪章的签名者,但我懂得“不赞成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的道理,我坚决反对对刘晓波搞文字狱。 10/31/2009 穿布卡的女人
穿布卡的女人 昨晚在回家的地铁上,看到三个穿布卡的女人。 所谓布卡(burqa或burka),是具有穆斯林原教旨色彩的一种女性服装,长袍、头巾加面罩,把女性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只露出眼睛。据说根据伊斯兰教义,这种服装是防止女性抛头露面,导致男性产生邪念与淫欲,从而败坏社会风气。布卡是一种颇具争议性的服装,即便在穆斯林世界中也是如此,而在法国这样一个多民族混杂的西方国家里,就更加带上了宗教与文化上的敏感性、以及“政治正确”的考量。在正式场合中,法国官方宣布禁止穿着布卡,理由是这种服装是对妇女的一种束缚。消息传到国内,还在网络上激起不少冷嘲热讽,意即法国号称自由民主,连妇女的穿着都要禁止,未免太过虚伪。 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评价另一个民族穿着打扮的审美观点,只是觉得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论证逻辑似乎很成问题,归结以来就是为了防止男人不安好心,所以把女人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眼不见为净,一了百了,至于穿上是不是舒服,天热时会不会捂痱子,似乎不是兖兖诸“公”所关心的方面。 思路回到昨晚的地铁,之所以让我记忆犹新,正是由于布卡本身引起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争执。 这三个女人穿的布卡,一个纯黑、一个纯白,另一个似乎是黑色长袍配藏青色的头巾。说实话,当她们远远地从车厢另一头上来时,一种恐惧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仿佛在她们宽大的长袍下面,隐藏着无数的神秘事物,就像当年美国南部穿白袍戴白帽的三K党徒,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没在私刑的火把之后,甚至于,三个人仿佛来自于另一世界的生物,与这个相对透明、开放甚至放荡的世俗领域格格不入。 其实,这三个穿布卡的女人绝非同外界冷漠地保持距离,相反,或许是没有男人在一旁监视的缘故,她们在地铁车厢里大声地谈笑,肢体动作也颇为夸张,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我想,倘若这是三个穿着入时的法国少女,乘客最多略略侧目,暗忖这样大声未免有失教养,但仍然可以理解,不过,当这种谈笑声来自于三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的穆斯林妇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随着车行数站,原本站在车厢门口的这三个女人逐渐落座。但是,当其中一人在一个法国中年女人旁边坐下时,这个法国女人猛然站起,嘴里一边嘀咕,一边换到数米之外的另一个空座坐下。而原本要坐她旁边的布卡女人大约是觉得受到了侮辱,追过去和她理论。一来二去,口角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但是我在车厢的另一头,距离既远,又不习惯女人之间这种快速高亢的调门,几乎一句都没有听懂。 到了我下车的这一站,争吵也达到了顶点。法国中年女人似乎觉得已经不能再坐下去了,于是气呼呼地夺门而出。与她在同一站下车的,还有两个中年黑人妇女。法国女人还处在激动之中,甚至觉得委屈,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话中也带上了一点哭腔,发泄着自己的愤怒。虽然彼此间素味平生,但出于善意,两个黑人妇女还是对她好言相劝,尽力抚慰她的情绪。当我同她们擦身而过的时候,正听到其中一个黑人妇女对她淡然地说了一句——这也是我在这场风波中听清楚的唯一一句话——“Non, c’est pas la folie”(不,这不是疯狂)。 虽然自己的语言水平并不过关,但我确信,仅仅通过这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明白各人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在一个普通的白人天主教徒眼中,穆斯林的布卡或许是一种令人无法理喻、甚至让人厌恶的服装,简直可以说是疯狂(或者更通俗一点,folie也可以翻译成荒谬甚至有病)。而穿布卡的人,无论自己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当感觉因此受到别人冒犯的时候,也会转而捍卫自己的特征、或者索性而言是自己的身份。而作为旁观者,两个黑人妇女——也许同样是穆斯林,但她们的穿戴同这个社会中的正常人别无二致——相对更加温和,她们不去追捧极端原教旨的服饰,但也能够接受它的存在——以一种“它并非出于疯狂”的温和态度。 当年囫囵吞枣乱读书的时候,曾经读到过不知是哪位哲人的一句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当初看到这句话,感觉无甚特别之处,而今天在地铁中耳闻目睹了围绕布卡的这场争论,那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却突然浮现在脑海里,仿佛是一堂课后的总结陈词。从某种程度而言,人类的行为历史,就是种种相反行为模式冲突的历史,期间或许不乏实质上的对与错,但在很多情况下,所谓对错,是我们想象延伸的产物,未必是行为使然。在想象的支配之下,我们倾向于夸大自己所习惯认知的模式的意义,而拒绝承认他种模式的意义,发展到极致,便是宗教裁判所、火刑柱、集中营和毒气室。然而,表面经验上的力量强弱之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实质性意义,正如今天提到宗教战争,自然而然地想到“圣巴托罗谬之夜”那样的天主教对新教的屠戮,然而在一整部宗教战争中,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刀剑相向,其残酷程度也不逞多让。真正能够化剑为犁的,并不是争出个对错,而是彼此容忍而已——即便你并不喜欢它,但也要知道它 “并非出于疯狂”。 9/14/2009 Il y avait trois ans…
今天忙乱了大半天。 昨晚的夜班之后,照例是今天上午的懒觉。快到中午起来,吃baguette, 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隔壁室友开着玩笑。中午,房东的手机开始铃声大作,前前后后来了三四个找房子的学生。每来一个人,我都很知趣地站在房门外,看着他/她有些茫然地站在屋里环顾,很有趣,仿佛看到了两三年前的自己。 终于,一个山东男生看中了房子,交了定金,还买了自己的不少东西。再过半个月,这个小小的空间就要换主人了。 今天卖掉不少物品:台灯、三角架、烤箱、杂物架……钱包猛然充实起来了,心里却空荡荡地,仿佛陪伴自己多年的朋友逐渐星散四方。晚上,坐在电脑前,偶尔回头环视,发现的确空间大了许多。耳畔听着电脑里的音乐,舒缓的钢琴声,仿佛感受到那弹起的弦,狠狠地敲击在柔软的心底深处。 是啊,三年了,即使不算回国的一年,自己也在巴黎浪迹了两年。三年前的此时,自己怯生生地踏上戴高乐机场,怯生生地坐车到gare du nord,后来和别人转述时还说成了nord du gare。三年的生活,仿佛许巍的歌声:“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已四海为家”。尽管还想证明自己的梦想,但是如今只想回家,也许,自己的确累了。只是心里始终有些不甘,三年了,自己究竟学到了什么?变成了什么?我不知道。 昨天和她通话,提到十月初的旅行,当时兴头所至,脱口而出一句话,说这次徒步远足,将是环绕勃朗峰的一个巨大的句号。事后想想,这个比喻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得近乎残酷。 9/6/2009 法国北部驴行(二):一战华工墓园
法国北部驴行(二):一战华工墓园 下午两点钟离开亚眠时,还没有吃午饭,但是也并不觉得如何饿,大概是心情的缘故吧。在车上匆匆吃了两口蛋糕,屁股几乎还没在车上坐热,就到站了,毕竟,Noyelles-sur-mer离亚眠不过65公里。 出了车站,看着空荡荡的街道,感觉这坐所谓的城市恐怕连城镇规模都算不上,就是个村子。转身又进了车站售票室,问玻璃窗后的法国女人有没有游客中心,答曰没有;再问有没有地图,还是没有。没辙了,索性直接问中国公墓在哪里?她眼睛一亮,但想了想说还挺远,让我出站左拐走到头,就能看到指示牌,然后根据指示走就行了。 果然,在一个三岔路口看到了“中国公墓”的字样,信心大增,背着十公斤的行囊,顺着乡村公路前行,一路没什么好风景,但似乎也说不上穷乡僻壤,道路干干净净,两旁的小房子整整齐齐,小花园也像模像样。 当地人也许很少见到来自亚洲的背包客,眼神里充满好奇,还带着点矜持。在路边一户人家的栅栏后面,有一位法国老人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擦身而过的刹那,我突然产生了和当地人搭腔说话的冲动,于是回身,面带微笑开口说:“Bonjour! Mon——dame!”之所以一个急刹车,从“先生”变成“夫人”,是因为起先看到的是一张皱巴巴的脸,嘴上还有胡子,结果话说到半截,突然发现她居然穿着裙子!这位长胡子的法国太太也没有料到我会突然开口和她讲法语,略略错愕了一下,然后用浓重的口音搭腔。我问她去中国公墓怎么走,她说直走到头便是,然后咕噜咕噜一大通话,我只听清她说墓园维护得很好,看着她的胡子想笑又不敢,友好地挥挥手,逃一样地离开了。 在路的拐弯处,又看到指示牌。转过去,居然发现街口有两尊汉白玉石狮子,这是今天看到的第一个中国风格的物件,让人又惊又喜。既然石狮子已经出来迎客,公墓应当就不远了。 果然,穿过了村落,树立着最后一个指示牌,站在牌子下,已经隐约看到了砂石路尽头公墓的影子。 五分钟后,我就站在了墓园的门口。一米多高的围墙环绕,典型东方风格的大门上,镌刻挽联云:“我欲多植松楸生长远为东土荫;是亦同赓袍泽勋劳宜媲国殇名”,内侧刻着“国殇名”三个大字,下书:“中华民国驻英全权公使施肇基撰,中华民国前任司法总长林长民书”。 墓园铁门紧闭,园内空无一人。我正在门口踌躇,听到身后一辆汽车从砂石路上轧轧开来,回头一看,两个法国女人表情严肃地坐在车里看着我,我以为是当地的管理人员,连忙上去问:我能进去么?一人耸耸肩,说,我也不知道…… 待我的眼光瞟到车里的地图,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们和我一样,也是来参观的游客。 大门其实是虚掩的,进去之后便是这个小小墓园的全貌。其间松柏肃立,园区极干净,看来的确在尽心维护。 据资料记载,一战期间,英法协约国为战争投入大批青壮年人口,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为弥补需要,英法两国和中国北洋政府达成协议,在上海等口岸征召了十余万华人劳工,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山东。这些华工在出发时,并不知道地球另一端战争的残酷,既然在国内谋生亦属艰难,出洋还能多挣些钱接济家庭,所以很多人踊跃报名。但现实很快展现了残酷的一面,这些华工被分配在离前线不远的地区劳动,忍受着思乡情切、生活习惯和文化上的差异,同当地居民交往也极其有限。此外,在战争环境中,白纸黑字的合同未必能始终得到遵守,原本言明的民事劳动,有时不可避免地成为打扫战场,抢运尸体等准军事劳动,甚至径直被作为战斗人员对待,结果导致相当一部分华工牺牲在战场之上,另有一部分人死于疾病和繁重劳动。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幸存华工被遣返回国,少数人在当地滞留了下来。而英法两国同意为华工建立墓园,并由英国政府负责维护。目前,园中共安葬849人,其中838人有名可据,4人姓名不详,其余人则有姓名而无遗体,成为了衣冠冢。 一将功成万骨枯。遗骸万千,只是无言。惟有温暖的阳光和一岁一枯荣的花草相伴。 墓园中还有紧紧相邻的墓碑,是夫妻?还是兄弟? 的确,有些墓碑有编号、有拼音,却没有名字,从此湮没于轮回。 数月前,在使馆教育处听过一次讲座,有中国教师和学生在做一战华工方面的研究,从别人口中说出来,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今天终于看到了这个悲剧群体的缩影,他们是最不幸的,离家两三年间即魂断异国,埋骨他乡,然而他们也是幸运的,埋骨于此,才为历史留下了见证,而被遣返回国的大多数人,注定湮没于乱世之中,欲寻而不可得。 在墓园逗留的半小时中,也不断有游客进来,我只能尽力根据讲座上只鳞片爪的印象和他们沟通并解释,例如墓碑上刻“勇往直前”,表示主人死于战场,刻“鞠躬尽瘁”则表示死于疾病或劳累,等等。可惜,我所知道的,也实在有限。 在墓园入口,有一个小小的壁龛,里面放着一本留言册,我随手翻了翻,发现绝大部分都是英文或者法文,只有若干中文留言,有同胞慷慨激昂地说“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摇头苦笑,不会忘记?走在北京或者济南的大街上去问,有几个人会知道,当年曾有十余万骨肉同胞漂洋过海在异国忍辱负重,为了一场和自己不相干的战争付出生命代价?遗忘的事实是既成的,如今要做的,只能是重新唤起记忆而已。 另一方面,华工际遇之所以可叹,不仅仅是外国一方面,倘若本国生活安定富足,谁会愿意去异国土地上在枪林弹雨中劳动?有人说,创造历史的人,都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诚哉斯言。当华工们在契约上签下名字或者按下手印的刹那,他们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甚至,比同时代的外国人更加地迷茫,因为九十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刚刚从帝制中脱身的迷茫的国家,让人不时发出“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感慨。而九十年后再回首,我们的迷茫可曾减轻了几分? 在沉默中结束拜谒,我提笔想了半天,胸间充斥不起任何激昂壮烈的、类似“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豪言,只能默默地写下五个字—— 愿逝者安息。
9/4/2009 法国北部驴行(一):亚眠
法国北部驴行(一):亚眠 很早以前就在筹划这次旅行,当时刚刚读完Morabito的法国近代宪政史,又开始读Chevallier的现代宪政史,满脑子都是那些青史留名的伟大人物:从拉法叶特、丹东、罗伯斯庇尔直到夏尔戴高乐,后来知道,罗伯斯庇尔出身于阿拉斯,戴高乐的老家则是里尔,两地相距不远,都在法国最北部,看看地图,用笔和巴黎连起一条线,加上横亘其中的亚眠,旅行的路线就这样定下来了,仿佛一串糖葫芦,并美其名曰:追寻历史强人的足迹。 只是没想到,这串糖葫芦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好吃,尤其是在SNCF网站上订票之时,看到八月末九月初两天,正好有巴黎-亚眠和里尔-巴黎的特价票,大喜过望就买下来了,丝毫没注意是周一和周二,结果给这次旅行打下了一个绊马桩。 从头说起吧。 出发前一晚,正好要送一位日本朋友回国,五六人在餐馆小聚,把酒言欢,喝到微醺。心里却还惦记着旅行,赶紧回来收拾行李,帐篷、睡袋、衣服,装满一大包,称了一下居然有十公斤之重。折腾到一点多,上了五点半的闹钟,嘴里默念“我叫不激动”,上床睡觉……
8月31日 星期一 有了以前独立旅行的经验,也不能算菜鸟了。一大早起来,轻车熟路地赶到北站上车,大摇大摆地找个舒服的位置坐下,简直恨不得能躺倒补一觉…… 照例,带着那本砖头一样的lonely planet按图索骥。没想到,刚开车不久,居然在书上读到,里尔的戴高乐故居逢周一周二闭馆休息,正好是旅行的期间,简直是!@#$%^&*()......,这次旅行的伟大意义,一下子被打了三分之一的折扣。 失去了戴高乐故居的目标,北部重镇里尔也形象暗淡了许多,恐怕不必花多半天时间去逛,于是临时决定改变行程,增加其他的景点。可是,增加什么呢? 翻看半天手册,发现有两个选择,一是从亚眠出发折向西北,看位于Noyelles sur mer的一战华工墓园,二是折向东北,参观一战索姆河战役博物馆。究竟去哪里?这个问题,在到达第一站亚眠之前都没有解决。 八点二十,车到亚眠,先看大教堂吧,别的回头再说。 自从上次去过阿尔萨斯,就知道了法国大部分的城市(甚至是欧洲),按中国标准衡量都是县城的规模,就算是巴黎,也不过是中国一个省会的幅度。所以,几乎无论在哪里,步行都是最佳选择。亚眠当然也不例外。 出了车站,迎面就是一座奇丑无比的高塔,旅行指南介绍说这叫Perret塔,曾经是欧洲最高的建筑物,这大概是个很古老的“曾经”了,巴黎的Montparnasse大楼也“曾经”是欧洲最高,二者相比,不可以道里计。塔实在是太丑了,而且丑得毫无个性,不值得拍照。 亚眠真正的城市名片,毫无疑问是大教堂。这座法国最大的哥特式教堂长145米,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但我不是建筑专家,也不是艺术史专家,只能说,把亚眠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并排放在面前,我还不一定能立刻分清谁是谁。 这次旅行之不顺,从第一天的重头戏就体现出来了。亚眠大教堂的宏伟双塔面对广场,虎视眈眈地准备好给任何一个踏上广场的游客以视觉上的惊艳一击。而我却偏偏选择了一条鬼使神差的路线,是从教堂屁股后面包抄过来的,然后从侧门溜进教堂,简直是鬼子常说的“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由于时间早的缘故,教堂里人很少,极静,是个专心欣赏的好时机。
教堂的著名景致是迷宫地板和“哭泣的天使”。的确如lonely planet所言,我们通常仰望高耸的屋顶,若不是特意提醒,很少有人会看脚下,不过也不宜多看,蜿蜒曲折的黑线白线,看多了会头晕。相反,“哭泣的天使”的确极富感染力,天使童真面容上的哀怨和委屈,让人看久了都忍不住鼻子隐隐发酸。 在大教堂中消磨了近一个小时,踱步到外面广场上,慢慢看繁复无比的外墙装饰。 看完教堂,正好九点半,广场上的旅游中心开门,进去拿了一张地图,和工作人员咨询了一下景点(虽然还没去过太多地方,但人已经变懒了,越来越不想从网上查资料做功课,每次都进旅游中心直接要地图,然后问,有什么东西可看,您能帮我在地图上画出来吗?……)。貌似很憨厚的黑人小姑娘指指点点说了半天,才发现亚眠这座城市,风景原来比想象得要多。 九点多走在街头,能真切地感受到一座城市的脉动,人虽然不多,但是你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正在从一夜的安眠中醒来,在灿烂阳光中起身…..
亚眠的北部,是号称“小威尼斯”的城区,意指河道交错的景致,但是去了反而大失所望,河道——应该称之为水渠——既窄又脏,比斯特拉斯堡的“小法国”都差远了,遑论真正的威尼斯,不过,谁知道呢,据说真正的威尼斯也很脏…… 市区东北部的St Pierre公园,有一个不大的人工湖,周围绿树成荫,郁郁葱葱,有孩子们在草地上游戏,网球的家什,棒球的规矩,颇为有趣。而在Somme河畔,一片叫Hortillonages的绿地公园,才真正让人有心旷神怡之感,像是进了桃花源。绿地深处,在蜿蜒的溪水旁,有极漂亮的小房子和小花园,让人心醉。 桃花源虽好,可惜不能长住。从桃花源里出来,回到亚眠的街道上,已经将近中午时分。按照指南上的介绍,想去Picardie博物馆,结果发现在整修,闭门谢客,又是一个重大打击。于是按照地图指示,奔到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故居,结果中午休息,下午两点半方才开馆——马不停蹄地遭受打击……只好隔墙拍了凡尔纳他家里装神弄鬼的小天文台,和附近绿地上他老人家的尊容。 亚眠的城市风景告一段落,下一步呢?根据当地旅游资料的介绍,亚眠大教堂每天晚上有彩色灯光表演,俗是俗了点,也还算有吸引力,可是要看彩色教堂的话,就意味着要住在亚眠,重回旅游中心咨询,得知露营地在市外五公里处,彷徨啊…… 所以,研究地图之后,选项归结为两个:要么下午去索姆河战役纪念馆,晚上回来看彩色教堂,然后走五公里找宿营地;要么去Noyelles拜谒华工墓园,然后在附近“海边”安营扎寨。举棋不定。 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连伪军事发烧友都算不上,看什么索姆河战役劳什子纯属假正经,还不如去看埋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也算尽一份骨肉之情。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数月前曾听过关于一战华工的学术报告,就算是来实地考察吧。 于是,打定主意,先去拜谒墓园,然后找“海边”露营,想象中也算是风光无限,跑到车站,买票登上了开往加莱的火车,途中准备停靠Noyelles sur mer。 这次旅行的最大梦魇就此拉开序幕。
8/29/2009 转:所有王朝崩溃时的共同特点(南方都市报)所有王朝崩溃时的共同特点 发布时间:2009-06-28 资深网友五岳散人
一个王朝的崩溃是件令人着迷的事情。从宏大的历史上看,似乎都是一股势力猛然崛起,然后经过或多或少的时间,终于变得沛莫能御,然后势如破竹地攻打下京城,然后是扫平全国,或者传檄而定,或者剑及履及,一个崭新的国家就这么诞生。 这是宏大的史书所构成的一种印象,加之所谓必然性的因素,让我们对于历史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恢宏壮丽的感觉。实际上,这种印象未必是对的,更多的是那种慢慢焚烧的野火与地火,只是在冲出地面之前,不论是在史书还是民间的传说里,那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很多人就此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太平天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之一。在此之前,晚清已经只剩了一个空壳,即使这个空壳也被船坚炮利的洋人轰得千疮百孔。洪秀全不过是个不得志,而且读书也不好的人,即使借着我们这里的造反传统拉起一票人马,在没出广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显示出了颓势。不但大肆封王许愿,连后宫都置办整齐了。 如果深入研究太平天国的话,就会知道其荒唐已经到了极点。所谓的“天朝田亩制度”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所到之处焚书坑儒不算,还把治下的人民分成男女两营,如果发现有苟合之事,立刻会招致灭顶之灾。与此同时,那些王爷之类的高官则纷纷大建王府,建设自己的小后宫。 等级制度之森严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甚至已经发挥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古人虽然讲究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毕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面子上总还是过得去。而只有那种完全不知道如何用文化维系关系的政权,才能把所有的等级差异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来。某侯爷的家人触犯了某王爷的威仪,不但自身落得身首分离的下场,连那个侯爷也要负荆请罪,最终被羞辱一顿。 如此荒唐的政权竟然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总是有道理在。这个道理不妨从晚清最后几年的一段轶事当中去寻找。 野史有记,号称自己要“八表经营”的张之洞办了一生的事,虽然始终被李鸿章目为书生,但自然也算是有自己的局面。当临终的时候,末帝溥仪的生父、时任摄政王的载沣虽然与之政见不合,但也是亲临床榻看望之。张之洞毕竟是四朝老臣,临死之时还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抚民众。摄政王载沣扬扬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张之洞从此再无一语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献于摄政王大人之前。在他看来,清朝已经是完了。虽然张之洞没有所谓现代政治思维,但他知道,但凡是统治者勒兵观变的心态一出,这天下从此就算是无可收拾了。 回到洪杨的太平天国,其实这就是所有给予旧王朝致命打击的关键所在。在尚未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看上去所有正在风光的统治者都是异常强大的,在这之前,他们已经镇压过多少次反抗,并且都轻易得手了。“有兵在”这句话就是支撑所有统治者最厉害的春药,让他误以为自己的位子是很稳固的。 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让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是采取强硬的措施,没有人能扛得住专业的大军。当初皇帝拨内帑200万两、赠“遏必隆”宝刀于赛尚阿之时,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所有王朝崩溃时的特点,在那之前已经有过多少次不成功的事例,而种种东西都在老百姓的心里埋藏着。这次不能爆发、这里不能爆发,总有一个哪怕是荒唐的机会爆发出来。星火燎原,固然星火是原因,但离离原上草才是星火可以燎原的根本,受害者的范围越来越大、最终参与者越来越多。今天这个火星很容易就灭了,明天有阵微风又吹过来,烧起来的范围大了一些。谁也不知道哪颗火星最终会引燃那场焚天的烈火。 陈胜吴广起义不过是因为戍边失期,而李自成是因为裁撤役卒而下岗。微风起于萍末之时,仿佛说着“有兵在、有兵在,那是谁的兵?” 8/23/2009 法国革命-宪政史的密码
法国革命-宪政史的密码 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 阿克顿爵士的《法国大革命讲稿》,已经拖拖拉拉地看了一个月,今天终于结束。秋风的译笔还算顺畅,但是很多专有名词明显生硬,例如Conciergerie、Vendée等等,算是美中不足;另外,或许是英国人的思维方式明显不同于东方式,阿克顿的行文颇有恣意汪洋之感,每每觉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大量人物轮番出场又不加说明,再加上秋风的译名又不甚规范,平添了不少困难。 纵然如此,阅读这本书还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有些好书,读毕感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但同样有些好书,读毕让人越发困惑,更加投身到思索之中,或许对我而言,阿克顿的这本书当属后者。 之所以说让人越发困惑,是因为在这本《讲稿》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同以往印象极为不同的法国革命。传统上所谓三阶段论、人民起义论、资产阶级激进革命论,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甚至是笑谈。而在师友和环境的熏陶下,尤其是在雨果《九三年》的影响下,我曾对吉伦特派充满了同情,无论是罗兰夫人的临刑慨叹,还是Conciergerie监狱中难友最后狂欢的油画,无不让人耸然动容。但是在阿克顿那里,这种脉脉温情被彻底颠覆,他在笔下描绘的并不是一群圣洁的殉难者,而是一群冲动、自私且无能、却不乏勇气、道德和理想的混合体,他们自作自受,却又可悲可叹,这种矛盾让我一度无所适从,只能尽力从人性本身来解读答案,尽管自己对所谓“人性”之管见,不过是东施效颦。同样,在大部分篇幅中,阿克顿对罗伯斯庇尔诟病有加,但在这位领袖告别历史舞台之际,阿克顿还是无法不承认,他作为“不可腐蚀者”的确成色十足,虽然这并不妨碍作者旋即用最刻薄的言辞为这位grand homme盖棺定论。 或许,这就是一本好书让人掩卷长叹、继而沉思的魅力。
法国革命-宪政史的密码 长久以来,法国革命、以及革命之后展开的宪政史长卷,像一块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我。但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离初窥门径都还差得远,只仿佛一个好奇的孩子,偶尔通过镂空的砖墙,看到一个与自己生活完全不同的深深庭院。穿行在两个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似的国度之间,我潜意识中感觉——甚至是希望——在法国的革命-宪政史中,也许隐藏着解决中国问题的某些密码,就像《达芬奇密码》一样,需要有人能够旁征博引、剥茧抽丝地层层深入,看到那些从表层无法领略的联系,在二者之间架起晦暗却真实的桥梁。 这种内在联系,多年之前就有学者已经慧眼识破,并做出极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并且点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条主线:近代政治对人性的改造和逆转。但是历史的波澜壮阔,远胜于人为设计的谜题密码,时至今日,仍然有无数的吊诡与奇妙之处,仿佛沙滩上的贝壳,在潮水消褪之后,隐隐透出光亮。 譬如在阿克顿的《讲稿》一书中,第二十章专门提到了旺代战争(我也是时至今日才“左图右史”地搞清楚旺代的位置)。我曾经以为,所谓的旺代战争,是由贫困、愚昧的农民发动的,目的是保王,阿克顿却告诉我们,“旺代(厄)的80万居民是比较富裕的,比起法国东部的民众来说,他们受堕落的封建制度的剥削比较轻,他们与地主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因而也就倾向于拒绝宣誓效忠的教士……”而除了保王之外,旺代的农民有一种和共和派相比不逞多让的宗教情怀——甚至是更纯粹的宗教情怀。“有一个旺代人被包围了,政府军要求他放下武器,他回答说:‘那先把上帝还给我!’” 因此,这个充满宗教悲愤情怀的回答揭示出这种战争的某些与众不同之处。阿克顿提及一位叛乱领袖时说到,同样是发动针对巴黎的叛乱,旺代和布列塔尼之间具有微妙而深刻的差异,“两者的目标不同,一个(旺代)是为了宗教理想,一个(布列塔尼)是为了王朝的事业。”换言之,旺代起义的正当目标是恢复宗教,仅此而已。而布列塔尼(Bretagne)则固守着一个古老王朝已经灰飞烟灭的梦想,且正如其名字所表明的,它和一个更大的Grande Bretagne(英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政治上的勾连。 面对地图,回味这两个地区的差异,让我蓦然一惊。倘若把法国拦腰划一道传统上的南北分界线,旺代和布列塔尼都位于法国北部的最西端,布列塔尼居北,旺代居南。前者像一个半岛,凌厉地插入浩瀚的大西洋,与旧情人英国隔海相望,后者与世无争,经营着自己的平原和港湾。前者的叛乱诉求是政治性的,离心倾向强,且有外国势力的明显插手;后者的反抗是宗教性的,与其说保王,不如说是保教,同中央兵戎相见,要的不过是还给自己一个上帝。这种地理、政治和文化的态势,难道不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对应了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当然,二者不能严格对号入座,但是这种政治-宗教相互混杂,又各有侧重的微妙差别,只能让人感叹历史的阴差阳错。只是,在革命和叛乱的两百年后,烽火早已平息,今天以陆地相连的法国本土,已经没有什么地区念念不忘地要求独立,只有海外领地和科西嘉,由于地缘的关系还有此类声音。即便如此,法国对待新喀里多尼亚的“以大事小”的态势,以及公民投票和宪政法制并举的手段,也颇值得台海两岸参照。如此种种,正是法国革命-宪政史对中国而言魅力独特的密码所在。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上周和朋友从卢浮宫参观完出来,我半开玩笑地说我得承认自己是一个亲法派,他问何解?我整理一下思绪,端正态度回答说,法国自革命起,八十多年时间里(1789-1871)纷争动乱不止,政治体制几经变更,立宪、共和、帝国、复辟、再革命、再立宪、再帝国,几度兄弟阋墙、国破家亡,终于自第三共和起算是初步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自第五共和起,更是以半总统制独树一帜。背负着上千年的王权传统,熬出这生死攸关的八十年,法国理所应当成为人们敬重的对象,而不是嘲笑的对象——尤其是,不应该成为那些还在困境中煎熬的人所嘲笑的对象。另一方面,近代极权主义源于法国雅各宾派,但法国自身并没有过分沉迷其中,法兰西民族的内战性格一直为人所诟病,但从一定程度上说也避免了民族思维的沉沦僵化,正譬如罗伯斯庇尔权势如日中天之际,议员们仍然指斥他为“独裁者”;雅各宾之后,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流毒于世界,中国也深受其害,但我们是该更多地自我反省?还是追根溯源来数落二百年前法国的不是?法国人自己曾经半是哀怨半是自豪地说,法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宪法试验场。但是自二十世纪起,宪法试验场这顶“桂冠”已经从法国头上摘下来了,那么它又会戴在谁的手上?是中国吗?我们又将以何种心情来讲述这一事实?——还会有自豪吗? 今天重读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字字沉痛,句句泣血,一位风烛老人的悲愤之情浸透字里行间,丝毫不亚于冲动自负的罗兰夫人的绝世慨叹。先生已逝,转眼间,十年苍黄又过,却没有换了人间。建政六十年,我们几乎将赶上法国的记录,却仍然在经历了雅各宾式恐怖之后,沉溺在热月反动的纵情声色之中不能自拔,甚至隐隐有向极右的权贵寡头统治暗通款曲、直线下坠的迹象。政治平衡的钟摆,还不知道要摆几个来回才能停息,何况现在是在向着令人心悸的高度攀升? 七月以来,为迎接“大庆”,言论万马齐喑,一派肃杀景象,昨天翻看唐德刚先生《袁氏当国》,突然想起九十多年前黄兴奠宋教仁的著名挽联,不由自主地套用上去: 前天抓刘晓波,昨天抓谭作人,今天又抓许志永; 这算不得是“指控”,只是除此之外,我无法用更有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一点看法:身为对时局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必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所担当,为哪怕没有亲身参与的事件负责。倘若非但不予负责,更变本加厉,“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那只能说是中国之大不幸。自己身在法国,游走在社会边缘,却并不感觉害怕,然而恰恰是这种万里之外所看到的抓捕、封锁、爆炸、民变蜂起的无奈和恐惧,这种政治层面上的认同危机,和“我们看不到,但始终能感觉到,中国就是我们守在这里的理由”(韩素音)的文化血缘纽带相交错,造就了“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彷徨不安。
8/18/2009 战法上卖菜刀碰到的雷人买家
大概一个多星期前,在战法上闲逛,碰到有人发帖求购菜刀。 偶手里正好有一把闲置的,就随手pm过去,说两块钱吧,送一块切奶酪的小砧板和一把小刀(有哪位看官会觉得贵吗?) 这位兄台于是打电话过来,开口第一句话是问我买不买刀,我一头雾水,说我是卖不是买,他说对对对,问晚上能不能来拿,我说可以,于是老兄说准备晚上10点多过来。 眼巴巴地等到11点,连个电话也没有,人间蒸发了。 ok,不来就不来吧,反正是人家上门取货,我也不能说什么。 忘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白天,我正在外面忙,老兄又打电话来,要买刀,我说不成,我在外面,兄台于是说好,晚上再打过来。 和上次一样,等一晚上,传说中的电话也没影。 过了两天,兄台呼入,偏偏在我白天忙的时候要买刀,我说现在不行,他说好,晚上联系。 历史再次重复。 连续几天没音信,这件事就算没发生过吧。 昨天和朋友去外省玩,中午又接到这老兄电话,还是买刀,我说我不在巴黎,明天回去,他说好,回来和我联系。 今天在家休息,一白天闲着,无事。 到了晚上11点,手机铃声大作,老兄重出江湖要买宝刀,我快疯了,不胜其烦,很明确地说不卖了。 过五分钟,手机继续铃声大作,这次是问我有没有开罐头的刀要卖,我晕倒......
老兄,就你觉得这...这个事有意思么....(感谢范伟),为了把两块钱加添头的菜刀用手机打四五个电话,每次都挑白天大家忙的时候打,末了自己信誓旦旦地说晚上再联系,结果没有一次打过来,办事能办到这个份上,I服了You。 我不是青面兽杨志,您当然也不是牛二,俩人为把破刀折腾这么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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